假球、黑哨、操纵比赛……

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 有必要，也有难点

　　国运兴则体育兴。这些年，在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假球、黑哨、操纵比赛等违法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反赌扫黑”一直在路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建议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一石激起千层浪。

　　针对这个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我省体育界和法律界相关人士，还邀请到当年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中，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杨一民的辩护律师——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树静，针对“操纵体育比赛罪”谈了其个人见解。

　　假球，绿茵场的难言之隐

　　提及“操纵比赛”，公众的目光首先都会投向足球界。放眼全球，“假球”并不鲜见——历届世界杯都会有争议比赛，而意甲一个“电话门”，也足以将豪门球队尤文图斯直接降级……

　　对成都而言，2001年甲B联赛的“五鼠案”，以及2009年发生在四川大学体育馆球场的中甲“吊射门”，堪称最令人震惊的“假球”。

　　“甲B五鼠”案，当年被称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最大丑闻，再回首，剧情宛如大片——浙江绿城、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四川绵阳这五支队伍，在2001年甲B联赛最后阶段，为了抢占一张甲A联赛的入场券，连续制造了多起“假球”事件，反响极其恶劣。首先是成都五牛在主场以11：2的“著名比分”战胜四川绵阳，创造了中国甲B联赛比分和绝对进球数记录，通过净胜球优势反超了长春亚泰。末轮联赛里，长春亚泰又以6：0大胜浙江绿城，净胜球数正好领先成都五牛1个，积分跃升至第二位，拿到甲A入场券……事后，中国足协作出了当时国内足坛最严厉的处罚，四川绵阳被罚入中乙，长春亚泰被剥夺了甲A资格，而参与打假球的五队多名球员遭到足协禁赛处分。

　　除此之外，青岛海利丰“吊射门”也是一起著名的假球事件。在2009年，中甲第18轮青岛海利丰对阵四川队的比赛中，3：0领先的海利丰队队员为打出俱乐部老板期待的“大球”，竟然多次试图吊射自家球门！现场的观众一片哗然。在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之后，青岛海利丰因踢假球而被取消参赛资格，球队老板作为主谋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操纵比赛的行为破坏了竞赛秩序、影响体育赛事公信力，同时，间接破坏了运动员职业伦理氛围和社会公平公正风气。此外，还会对赛事门票、赞助费等体育及周边产业经济收益产生影响，损害国家的国际形象，阻碍国家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周洪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操纵比赛行为是一个国际性的体育治理难题。

　　台球，从“特别可耻”说起

　　近年来，操纵比赛的行为逐渐扩展到了更多体育赛事领域，比如台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牌、电竞等项目。

　　此前，中国台球选手集体涉嫌赌球、假球、操纵比赛一案轰动一时。该案于2023年4月24日至26日，以及2023年5月3日在伦敦进行了审理。2023年6月，世界职业比利和斯诺克协会（WPBSA）纪律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对被指控操纵比赛的10名中国球员作出了裁决，其中，梁文博和李行被处以终身禁赛的处罚，鲁宁等8名球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禁赛处罚。

　　在WPBSA公布的详细报告中，记者发现，梁文博曾在五次斯诺克比赛中操纵、安排或参与了操纵比赛结果或比分，在九次比赛中，诱使、引导、劝说、鼓励或帮助其他斯诺克球员（包括一起被处罚的中国球员）操纵比赛结果或比分，并违规在WPBSA认可的比赛中下注比赛结果、比分等。世界职业比利和斯诺克协会认为，梁文博对许多年轻中国球员施加了压力，在调查期间试图掩盖自己操纵比赛的行为，并拒绝配合调查，“特别可耻”。

　　“在赛事中违背比赛公正公平的基础要求，对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们都希望体育行业是按照积极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台球项目国际级裁判员张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进一步解释道，“运动员们为了某种利益，放弃对球技和体育精神、竞技精神的追求，心态也会完全发生变化，不会再想去努力地打好一场球、打好比赛，而是把心思都放在‘歪门邪道’上，长久以往，对个人的成长和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张涛介绍，基于体育法的授权，我国各类赛事的纪律规则等规定了罚款、停赛、降级、扣分、除名等行业责任，中国台球协会也很早就出台了相关的运动员管理办法和赛事管理办法，其中就包括对球员消极比赛、参与赌球活动等行为的惩处办法。

　　“反赌扫黑”，不是抓几个人就能改变的

　　2011年末，作为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杨一民的辩护律师的王树静只身赴铁岭，在一家小小的宾馆里，成为一时焦点。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要求太多，他不得不在宾馆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2012年2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一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违法所得125万元上缴国库。

　　2023年，中国足球反腐翻开新的一页，中国足协前任党委书记杜兆才、中国国家队前任主教练李铁等人纷纷落马，受贿、行贿金额再创新高。对此，王树静颇有感慨，毕竟，他当年为一个鱼缸究竟该不该算入受贿财物而在法庭上努力为其当事人辩护，而今，在华夏幸福神奇八连胜冲超的系列假球案中，仅深圳球员黎斐一人，就靠一场比赛独吞了600万元……

　　“目前我国刑法对于操纵比赛涉及行贿受贿、贪污、赌博、滥用兴奋剂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赌博罪、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究刑事责任。”周洪波说，“体育法对于在体育赛事中存在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行为，对相关领导、直接责任人可依法处分，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可依法纳入限制、禁止参加竞技体育活动名单、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2011年，王树静代理了他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关注度最高的杨一民案，他说自己还记得当年在法庭上的一段陈词——“如果抓几个典型人物，判刑甚至判死刑，中国足球就会好起来，那么可以说成效显著。但我认为足球这个行业体制有问题，不是抓几个人就能改变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法官量刑的时候，恐怕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十多年如风过耳，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立法有难度，需要更多考量

　　“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这当然很有必要，表明如今体育总局领导是有充分调研的。但细究起来，我个人认为立法又有很多难点。首先，就是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的区别，在过去，操纵比赛的特殊主体是指体育局官员，如果是俱乐部、教练、裁判或者球员参与操纵比赛，那就是一般主体，前者一般情况下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者是商业受贿，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之后，这两个主体要不要分别定罪，其实是个问题。此外，操纵体育比赛不只有足球，在刘国永的提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台球、电竞等诸多项目，这种情况下，一把尺子量到底很难，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考量。”王树静说。

　　周洪波透露，目前，学术界对于增设该罪的讨论焦点大体可归于几类：一是规制路径上是独立成罪，或是在现有贿赂犯罪或赌博犯罪中明确吸纳；二是该罪“体育诚信”或“体育比赛公平性”等精神性法益的可证成性是否明确；三是非贿赂、赌博型操纵行为的可认定和可评价性；四是基于境外立法效果梳理的单独成罪的必要性。由此可以看出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确实存在一些立法难点，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贾知若 徐婷婷